作者：vim　版本：1.1.1

导语：抱团取暖救不了公益小圈子，这个领域需要一些新思维

公益圈的同志们总喜欢说抱团取暖，听到这话的时候，总想起BBC关于企鹅的纪录片里的场景：暴风雪来袭，一群帝企鹅挤成一团，边上的企鹅拼命向里面挤，不挤进去会被冻死，里面的企鹅时不时也需要转到边上，不然会被热死；时不时还会有一些体弱和幼小的企鹅，会在这个过程中被挤死或者踩死——像极了爱情——哦，不，是像极了经济下行期、碰到中美贸易摩擦、又喜迎新冠洗礼，甲方爸爸和资方爷爷也没钱了，家里本来就没有余粮，不知道下一顿着落的公益组织和公益人。

个人对公益圈子关于抱团取暖的说法一直的想法就是：村里通共没有几亩地，还大部分靠村里大户人家从城市的阔亲戚那里讨些种子和化肥艰难维持，时不时还得打点零工才能过活。虽然这么过也不是不行，而且社会主义新农村似乎也形势一片小好，三通五通也进了村，但穷还是穷，基础不行就是发展不起来。城里人以体验生活、回归自然的心态，来村里种两年地，不影响他们随时回城过体面生活，村子里的土著呢？有没有考虑过背上你们的浪迹天涯小包包，顺着党和政府帮着修好的不确认几级的小公路，去城里见识一下世面，寻找一下机会？毕竟，国家发展公益事业、培育社会组织不是搞扶贫，不会搞什么建档立卡，农村电商、异地扶贫搬迁、特色小城镇才是工作的重心啊——走的还是以城市为中心和经济社会循环的现代化逻辑啊。

如果你看不懂我在比喻些什么，我就再说得直接一点：第一段，经济形势中短期内不会好，社会发展也会被联动，如果只指着公益圈子里的存量资本和当前的生态体系过活，地主家都没有余粮了，大家的日子都不过好过；第二段，公益领域靠小圈子抱团取暖的思维方式是发展不起来的，在特殊时期更是如此，要主动走出小圈子，直接对接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社会转型的大生态才有前途。

这篇文章主要想讨论三个问题：

1. 公益领域发展所需的增量资本在哪里？
2. 这些增量的公益新资方关注的重点是什么？
3. 公益新生态需要什么样的价值基础和工作体系？

在正式讨论和分析之前，先说明我的基本观点和判断：

1. 公益领域的资本增量：中长期主要来自政府，源于国家承担的公共事务和公共性开支的制度性社会化安排；中短期主要来自企业及精英阶层，源于企业发展和家族传承的综合性战略需求；
2. 国家的公共性开支对于公益领域的增量入市，关注的重点是公共服务体系的有效性和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的制度性创新；企业和精英阶层的公共事务投资或消费需求，关注的是企业的广义竞争性优势建构和精英阶层的多元化价值实现和家族传承；
3. 可见的公益新生态，需要基于中国的国情基础，突破“部落联盟+代理人中心”的公益封建制格局，推动从公益小生态的内循环模式转型，向与[国家x社会]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和业务直连的大协作模式

都是大题目，这篇小文章肯定没法说到位，先破个题，这次能谈多少谈多少，尽量先把逻辑框架说清楚，细节、层次和理论看情况逐步展开。

补充强调一下，以上以下所有观点和想法均仅代表个人观点，不保证立场客观、不保证逻辑严谨、不保证结论正确，仅供参考。

今年大家的日子应该都不太好过吧？大概在3-4月间，有做社区服务的朋友告诉我，他们合作的街镇中，今年有约20-30%的街镇，在预算调整之后，其中用于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经费是零。而上个月我和市直机关的朋友聊天时，谈到这个情况，朋友告诉我，这个数字比例现在看来，可能有些过于保守……8月的时候，我去中西部的两个省份的省会城市出差，当地政府的朋友告诉我，他们当地的情况也差不多，甚至可能更差——毕竟，如果上海都在勒着裤腰带过紧日子，中西部的日子显然也不太可能好过……

要知道，几年前我曾经有一次为了准备“社会组织工作”方面的课程，找到上海某民政的朋友，问他有没有什么好的社会组织工作方面的经验可以和中西部的同行分享的。这位在区里干过社团局局长的朋友当时的话历历在目、句句见血，真诚而残忍，原话不太记得了，大意如下：“实话说吧，经验是有一些，但他们可能真学不了。业务水平倒是其次，主要是他们社会组织还没发展到那个阶段，上海方法他们不一定用得上；更重要的是他们省里一年用于社会组织工作的钱，可能还不到我们区里相关预算的一个零头……”——现在好了，国内外形势摆在这里，大家都要过紧日子，发达地区和发展中地区大家的起跑线倒是拉到接近的位置上了。

说前面这段话的意思是：短期内，不要指着政府的钱过活了，他们没钱，有钱也要先养活亲儿子们；中长期来看，也不要过分指望政府的钱，从组织经营的逻辑来看，少数大客户是很危险的，中国虽然有很多地方，但从中央到地方，都是跟着政策走的，虽然略有差异，但总体上可以视为一类客户，适用于前面这个逻辑。

那么，未来的空间和钱在哪里呢？公共服务和财政资金仍然是大头，但在可见的未来，建议不要太惦记。

政府支持社会组织发展、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这是我们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公共服务体系转型的一部分，没那么快，而且特别复杂，它得与财政、税收、法律、组织人事、法人管理、基层治理、政社脱钩、政社合作、经济社会发展、国家转型战略……等一堆东西协调推进。哪一块工作没到位，其它方面的工作都必须等；哪一个部门跑得太快，都会被其它部门的各种问题扯到X。

想想为什么民政部的基金会管理条例、民非管理条例、社团管理条例的修改版拖了这么久都搞不定，再想想为什么会弄出个《慈善法》这种半成品的东西，明明前期好多建议稿都比最终推出版强，怎么越改越差了——一方面确实是民政部有它自身的部门利益和认知局限，但更结构性的问题是：社会组织工作不是第三部门工作，不是可以拎出来民政自己玩的，它是一项维度工作，调整的是社会结构，会牵扯到几乎所有的社会和政府的方方面面，单一部门的想法再好，也不是那么容易推动的——当然，客观的说：学界业界最初那些方案，其实也挺理想主义的，对现实的约束条件考虑得太少，真按他们的想法弄出来，大概率也是大块大块的内容落实不了的……

还有为什么现在社会组织被收得这么紧？不是有关部门刻意为难社会组织，实在是前几年打激素式地推动社会组织发展，基础太差、现实太乱，爆发出来的问题，现有的制度和能力消化不了，党和政府只能响应现实的呼声，放慢了它大跃进式地社会组织发展步伐，发展-规范-发展-规范-发展-规范……这么个社会组织发展的钟摆再次摆到了规范端。也就是说，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问题，除了钱，还有很多根本性问题需要解决、很多基础性的条件需要满足，必须逐步来——而且，即使推进了，财政的那些钱、政府的那些事，主要也不是流向业界的，主要流向的是改制的事业单位、官办的社会组织、以及作为治理和服务终端的基层自治组织，当然，也是会有一些被信任的民间社会组织，但基数不会大。

当然，因为国家的性质和改革的逻辑，以及中国后全能政府的定位和行为逻辑，政府的钱和事，中长期必然是未来公益事业的大头，但中短期内是指望不上的，公益组织和公益人必须另外有所准备。

前面类似的话，圈子一些市场派的机构和大佬没少说，似乎给人的印象是，社会组织和公益事业的发展，还是得靠行业自身和社会力量的发展。我的观点是，这种想法也是不靠谱的，具体理由，我在文章《公益的现代化与本土化》这篇文章里做过底层分析，不重复说，这里说一些基于现实的观察和思考。

这几年来，业内应该大体上公开或者私下里有这样的大致共识：主流公益领域现阶段是高度内卷化的，而且内卷的程度和趋势看不出来有什么转变的迹象。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当前的公益领域的现状，并不是一种现代化的分工合作体系，而是由一个个公益小圈子形成的部落联盟这样一种较为原始的生态体系。

在全国范围内，从上到下，从北到南，从东到西，所谓的公益领域，实质上是由不同范围、不同尺度、不同领域、不同规模的众多小圈子形成的部落联盟。这些小圈子的内核，有的是政府，有的是大的基金会，有的是企业——一个一个小圈子大家总体上是熟人社会，新人拜对码头，被社群接纳，往往就能在江湖上立住脚。偶尔也有破圈的外来玩家，但通常他们的角色是游商，是在不同码头间带带货的小生意人。主流玩家都是即有生态和利益格局的食利者，而非创新者。上述这种小圈子主导的传统公益生态，形成的是一种基于特定信任关系和利益格局的价值（或利益）共同体，在外部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它必然内卷，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不以业务逻辑为转移、不以效率最大化为转移、而是以这个共同体内的玩家集合的利益最大化和价值可持续为基线——这种内卷的程度和性质，只能说比政府主导的行政化的内卷强半分钱。

这么表述没什么批评的意思，只是客观描述，我也不觉得这些小伙伴有什么不对的，恰恰相反，在现实条件下，他们这种策略是非常合理和理性的——只是，除了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刨食、在不同的山头之间讨生活之外，我们确实还需要一些格局更大、能力更强、产业带动力更好的公益资本家和社会企业家。（这里也不展开，挖一个坑，后面专门写文章来填）

这种传统公益生态的有效性，往往源自小生态的领导者。当他能够从上游导入（或者代理）一定量的资金和其它广义资本，并以此为基础支持一定领域、一定范围、一定数量的公共事务/公益事业的开展、公益组织及从业者的生存，其在特定的场域里，掌握着资源的代理权，藉此拥有足够的话事权和影响力，从而形成一种事实上的公益封建制或者小型公益生态系统。当然，不是说这有什么问题，很多情况下能支持这个公益小生态的共同体得以存续，并实现一定的社会价值，而所仰赖的资源，就来自于这个圈子的领导者的在圈外的努力和贡献，这不容易，能做到的应该尊重。

在特定情况下，这种生态现实，有它的合理性和积极性。但就当前形势，它很可能已经不适用于现在、也不适用于可见的未来。它存续必要的有效性基础之一就是：它能在生态小圈子之外，找到稳定的资金供给和业务需求，能在大的经济和社会循环中，形成一个临时的社会经济小生态，在这个小生态的生命周期内，小圈子里的共同体们能靠这种阶段性、条件性的小环境活下去——但如果这种外部条件不具备了呢？

前面提到了政府层面已经没钱了，那么企业层面呢？前段时间去了中西部的两个省份，当地民政的同志都和我讲到这样的案例：当地企业发起的基金会，由于企业现金流紧张，发起人想和他们商量把部分的资金抽回去，缓解企业现金流的问题。当然，这个事情肯定是违规的，民政只能先提醒不能这么干，如果企业方面说了不听，偷偷把事情干了，就下文件、下通知要求整改……据我了解，这类情况绝不只出现在中西部地区，北京上海这样的发达地区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只能说，虽然违法的事情不能干，但目前的形势下大家都不容易，也可以理解。大量公益小生态里的钱就来自于这些企业，上游的河里长期缺水，作为河流附属的小池塘里的小生态是很难维系得住的。

今年的新冠疫情（结合中美贸易摩擦和经济持续下行的背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冷酷的理论实例：当生态上游的资金和需求都大幅萎缩的时候，当这个小生态里的大机构的生存都面临挑战的时候，这个小圈子是养不活太多人的。这是一种降维式的生态灾难。没有选择，必须出圈，将自己接进一个体量更大、要素机制更完备、价值逻辑更清晰和合理的社会经济生态体系。否则在未来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公益机构及其从业者的日子只会更加难过，同时也会进一步的被边缘化。

公益不能再满足于自己只是一种道德性存在和成本中心，它必须具有主体性的竞争力，以及对于整个生态系统而言，被广泛认同的功能性意义和价值指向——这不仅是功利性的考虑，也是道德性的考虑。不能再觉得：只因为我们在做公益，因为我们创造了社会价值，所以别人就理所当然地应该给我们钱。这种假设已经不那么有效了。这个领域必须证明：我们不但在提供公共价值，而且对于公益资方和公益甲方也必须具有主体性的价值，游戏才能在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玩得下去——别觉得这是一种公益不再纯粹的堕落，相反，这是公益不再满足于当附属的自觉。

在说了这么些对现状的消极描述和批评后，我们还是得回到建设性的路子上来。谈一谈公益领域可预见的未来存在什么资源和机会。

回到文章最初提到的内容，公益领域的增量资本主要来自两个领域：政府的公共性开支，企业及精英阶层的公共事务投入。

前者落地的周期性较长，且一直是“业擎社创”公众号前期重点讨论的内容，这篇文章就不多说了，大体上是这句核心表述“国家的公共开支在公益领域的增量入市，源于立足两个一百年的总体战略目标而配套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公共服务主体多元化的中观战略而来的国家主导的公共性开支社会化、多元化、市场化的制度性安排，关注的重点是公共服务体系的有效性和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的制度性创新”，有兴趣的话可以进一步阅读以下几篇文章：

• 《公益产业政策——基础设施建设的国家视角（上）【问题分析】》
• 《公益产业政策——基础设施建设的国家视角（下）【对策建议】》
• 《社会创新者的困境与破局（上）【问题与现象总体描述】》
• 《社会创新者的困境与破局（下）【问题分析与对策建议】》
• 《中国公益的现代化与本土化——公益性质变迁、国家社会关系与公共事务思维》。

重点我们说明一下后者的价值基础和行为逻辑：为什么说企业和精英阶层的公共事务投入，会是一段时间内较为可能的公益新资本的来源，以及如何与这些私有领域的潜在公益新资方建立价值和事务共同体。

可能有人会问：不是说经济下行，企业和企业家也没钱了吗？你怎么又惦记上他们的钱了？

答案很简单：如果仅仅将公益视为一种道德性存在和成本中心，那么，在目前的现实环境下，企业和精英阶层确实是不可能为公益多出钱的，他们不把已经拿出来、或者承诺拿出来的钱收回去就不错了。但是，如果你将组织和个人对于公益的参与理解为一种社会主体的公共事务，那么，企业公益和企业家公益，是可能成为企业发展和家族传承的一种战略性要素和价值中心的；并且，甚至可以成为现代社会中的个人全方位自我实现的一种路径和载体，也就是所谓的人本主义和存在主义意义上的人的主体存在的现代性建构。

而且，如果你理解个体、组织和社会的结构性关系和角色定位，你会明白，这些公共事务带给社会主体（个人和组织）的功能、价值和意义，是不受经济周期影响的，也就是说：社会主体为了建构自身在社会结构里的全要素竞争力，获得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充分条件，无论宏观经济上行还是下行、自身社会地位是高是低、有钱或者没钱，公共事务都是需要去做的，区别只在于具体公共事务的目标、涉及的内容、采取的形式，以及其中承载的价值和意义的组合是什么——你可以这么理解：每个人不管是精英、中产或是群众，其社会生活中都是要搞关系的，其原理用有文化的说法就是“社会资本及其效用是人的社会性人格建构和社会性存续的基础性构成维度”；而每个现代家庭不管富裕还是贫穷，都是要让孩子接受现代教育的，其原理用有文化的说法就是“教育建构的知识资本（或专业资本）是人的现代性存续的基础要素和参与现代化生活的沉没成本”。

前面做了这么多对现状的消极描述和批评，目标不是为了打击大家在公益领域工作和发展的积极性，相反，是希望大家能有危机意识，能以更加积极的心态和更加有格局的思维方式、以及更加具有战略性和务实的行动策略和方法，为这个领域的发展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这个就需要我们跳出自身的舒适区（包括现实中的舒适区和观念上的舒适区）。积极的考虑我们应该为此做些什么心理和工作上的准备。

特别要强调的是：依靠可预期的专业性和社会价值就能在公益领域生存下去的假设，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比较短视和天真的想法。不但现在如此，其实一向如此。之所以这么说，因为这种假设，内含着一种行业主体所处的产业生态具有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完备性的假设。而这种假设，至少现阶段不是现实的。大家有这种感觉，可能源自于，国内一度存在类似的公益产业生态有限完备体系，包括：

1. 基于特定时期内，国际NGO产业链在中国的辐射，带来的部分中国的草根NGO的广义国际援助工作体系；
2. 从2008年前后开始，受政策行情上升期的积极影响，基于政府广泛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和公益创投形成的社会化公共服务工作体系
3. 源于企业社会责任部门和爱心企业家自营或者购买第三方服务形成的企业（家）公益工作体系

现在的情况是：

1. INGO产业链的空间被境外法大幅度收窄，而且即使没这么一波，这也只是一个市场极其有限，且高度圈子化的小生态，另外别误会，这里说是草根NGO，其实核心层还是相当精英化的；
2. 政府服务购买的中长期前景倒是可以值得期待一下，但是，如前面说到的，中短期内政府没钱了，而且系统性推进速度很慢，现阶段又处于“……发展-规范-发展-规范-发展-规范……”这个波动式演进过程的规范阶段；
3. 企业公益，外企部分其实一直都是边缘性部门也没什么钱，国企部分事实上只愿意和政府打配合，民企部分大部分出资人和公益经理人自己也没有想清楚自身的定位和需求、而小部分却是太在“想法”了……

系统性的梳理一下前面的意思，它说的是：只有在产业生态完备、产业链成熟、业务需要可标准化、政策法律完善且清晰的情况下，一个组织才能靠专业化地从事产业链所需的部分工作、提供其中的部分价值而存活，否则，它就必须同时解决现实需求分析、价值定义、资本筹措、业务设计与提供、市场营销、组织管理、政法合规等全链条、全方位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欧美的NGO靠专业化就能生存，而中国的社会组织必须先搞关系的原因，因为前者专业化的业务接进一个现存的产业生态体系就可以直接运转起来，而后者则必须先被某种社会价值体系和社会共同体所接纳，然后才能谈后续怎么合作——没什么对错，发展阶段使然，社会文化使然。

在此基础上，公共事务（或公益）领域的老牌领袖和新生代领袖们，需要考虑做好几方面的心理准备和专业准备：

1. 公共事务/公益事业的主导者需要有更大的格局和更高的视野，必须有能力把生态体系里的主要利益相关方都吃透，以生态为单位分析问题和制定战略；
2. 公共事务/公益事业的从业者需要同时是供应商和咨询顾问，要有乙方的自觉和甲方咨询的能力——不要习惯地把自己视为道德代表，想当然的认为划个同心圈，资方和甲方就会围着你转；
3. 公共事务/公益事业的操盘手要有社会企业家的意识，这里的企业家是兼顾资本家和高级经理人的那种，一定意义上，其广义资本运作的意识和能力，甚至强于其专业化管理和执行的能力。

怎么理解前面这几条呢？核心就一句话：在产业（组织）生态的完备性不足的情况下，企业家首先是资本家，其次才是职业经理人，经济领域如此，社会领域更是如此。

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公益组织的负责人们，必须逼自己成为企业家甚至资本家，学会无中生有地从一个不完备的社会经济环境中，打造一个价值体系、商业模型、治理结构都比普遍企业要更为复杂的组织生态体系，否则生存和发展都是空话。考虑到现阶段宏观环境面临的问题（经济层面的、国家治理层面的、行业基础设施层面的），这一过程可能至少需要2-5年——其实长一点也无所谓，因为如果你们能够逼自己成为了这种角色，你们会发现，公益领域的增量空间里，可能才是一个可持续的“正常”世界，在那里，业界一直追求的“体面”和“有尊严”才是一个真正可以讨论、可能实现的议题。

2020年我们已经见证了太多的历史，在可预期的未来，不管可能发生的一切我们是否乐意接受，估计我们还会不断的见证。

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算，中国的社会结构、经济形态和国家治理模式都在不断的演化调整中，而所谓的公益领域的小生态，其实只是这个宏观历史进程的一小部分——甚至可能时至今日，都只能算是其中很小、并且没有充分展开的一个领域。但随着改开的进一步深化，包括社会发展、经济转型、国家治理体系调整已经到了一定的阶段。公益领域、或者说公共事务领域，可能也已经到了迎接新时期里新资本和新思维入局的时候了。这需要有新的结社形态、行动逻辑和战略思维的准备。

这需要我们对当前的行业生态、社群文化、认知方式和行动逻辑进行建设性的反思，为未来公益新资本的入局、公益新领袖的升级和入场、以及公益新生态的形成，做出一些必要的准备。包括思想的准备、能力的准备、人才的准备、制度的准备等等。打破现有的部落联盟式的公益小生态集合，打通国家社会大循环，把社会结构、经济循环、治理逻辑和人才网络进行衔接，形成良好的生态，引入更多的公益新资方和新领袖入局，把这个领域的在一个更高的发展层次上盘活。

钱流进来了，人才流进来了，政策法规到位了，与主流经济社会循环系统直接连接的现代公益（公共事务）产业建立起来了，我们才可能会获得更加现代化、本土化、可持续的公益产业体系，以及与中国国情、发展、制度、文化相适应的公益新生态。

作者简介

vim同志是一个中度亚健康的业余知识分子，主要在上海从事社会创新与公共事务相关的研究咨询和教育培训工作。主要专业方向包括：社会治理创新、公益创业、企业公共事务等。闲着没事干的时候（或者有事但不想干的时候），也会做一些相关的国情、社科和认识论·方法论方面研究。

vim同志的使命和目标是：通过推动社会创新领域的教育、研究和思想交流，支持社会公益领域人才队伍建设和生态体系建设。

vim网站：www.vim.org.cn，vim邮箱：vim@vim.org.cn

vim同志的代表性文章

• 社会分析 | 中国公益的现代化与本土化
• 专业思维 | 公益战略制订——自我赋能、结构赋权与生态体系构建
• 认识论 | 认知重构——不确定性基础上的认识论框架
• 方法论 | vim社会创新工具集
• 思想实验 | 美国为什么一定要废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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