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可达之境　来源：可达之境的新浪微博

我曾花了一年多时间，去研究国外周刊长篇报道的写法。在我学到的手法中，最让我受用的，就是一切叙事都要以「小人物」为切口。比如要写高考，你要是这么开头：「2019年6月6日早晨，1031万名考生走入高考的考场。」——听起来就很不带劲。但是，如果开头写：

「夜里，李小明久久不能入眠。他刚和那个女孩一起，把对高考的期待写在孔明灯上，放飞到X县一中的上空。他们一起朝着学校里那棵『神树』合十祈祷，希望第二天的考试，能把他们带向同一个未来。……」

然后，再把镜头慢慢拉远：从这对小情侣，写到这个县城一中，写到这个省今年很不乐观的高考和就业形势，写到高考制度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种种不公平，以及中国特有的「打击早恋」现象——那这篇报道，大概会比刚刚那篇引人入胜得多。

我们不喜欢庞大的史诗，而喜欢具体的故事；不喜欢精确的数字，而喜欢一个一个的人，喜欢切身的体会，因为，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认识世界的方式。在过去，人们一生中的知识、经验和教训，大都来源于父母、兄弟姐妹、朋友或者老师，来源于面对面的讨论、争执、传授和八卦。相比之下，那些宏大的统计、分析和大数据，其实是反直觉的，需要后天学习才能弄懂。

19、20世纪的历史学转向，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从关注宏观的历史脉络，走向历史上一个个具体、幽微的人物和事物。于是，我们发现了「大时代」中的「小人物」。我们「发现」了平民，「发现了」女性，「发现」了农奴、麻风病人，「发现」了海盗、商旅，天主教徒和祆教徒。我们发现了如此满坑满谷的细节，如此鲜活、动人的悲欢离合。以至于我们不免感叹：在此之前的历史写作，不过是「帝王将相之家谱也」。
在这一背景下，就有了「警惕宏大叙事」的口号。叙事中小人物视角的涌现，极大改变了我们的观念。我们开始思考，在「不计一切代价实现目标」这样的口号面前，我们不一定是「目标」，相反，我们可能是「代价」。大部分人的一生，可能和本纪、世家、列传无缘，而只是死于饥荒和疾病的一个数字。这让我们重新评估历史上的帝王将相，重新叙说我们自己所处的时代。这种观念的转变，无疑是一种进步。

但是，当我们对一个个具体的「个人」的了解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我们对「整体」的把握，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个体」在剧增，但每个人所能接触到的「个体」，占「总体」的比重，却在越来越小——因为，人类了解「个体」能力的提升，远远跟不上新的「个体」叙事涌现的速度。

一个博闻强记的历史学博士，可能可以把现在已知的有名有姓的秦代人物的记载，全部通读一遍。但是，一个人阅读速度再快，可能终其一生，也无法通读仅仅是在「今天」出炉的人物故事。就在今天，有多少新闻被报道？有多少传记、回忆录出版？有多少节目、纪录片和Vlog在播出？更不要说浩如烟海的推特、微博和公众号了。——于是，我们所能了解到的「当下」，只是一个狭窄的局部。而且，是一个被推荐算法精挑细选出来的、极其片面的局部。

对于写作者来说，「微观叙事」是一种巨大的诱惑。首先，一个关注具体人物的报道，比起关注整个事件全局的报道，更能动人心弦、引人入胜。证券市场很复杂，但一个股民的经历可以很有趣；招生制度很复杂，但一个高考生的奋斗可以很动人。利用一个个人的眼睛，可以让所有庞大的事件，都染上丰富、细腻的情感色彩。新闻写作可以如同电影一般，围绕一个平凡人的困境、挣扎和救赎。据说，很多优秀的特稿记者，都把罗伯特·麦基的编剧教材《故事》当做常读常新的枕边书。

更关键的是：利用微观叙事，我们可以选取合适的「个体」，把读者引向我们预先的结论。就说「高考」吧：有人如鱼得水，成功实现阶级跃升，还在过程中收获爱情；有人寒窗十年，焚膏继晷，最后摆脱贫困，走向大城市；还有人饱受摧残和打击，最后精神崩溃。有的人从中感受到公平的进步，也有人遭受地区差异的切肤之痛。关键在于：只要你愿意深挖，上面这些例子，每个都能找到成千上万个有血有肉的个体。精心选择采访的对象，控制谋篇布局、详略节奏，你能把每个读者都引向你预设好的结论。

不仅对于写作者，就算是对于读者来说，微观叙事也是一种捷径、一种诱惑。丰富的细节让人陶醉，使人自以为掌握了隐秘的真相。你可以花几个月的时间，通读关于埃博拉病毒的学术论文，了解它的病理信息、传播能力，以及防控措施。但你也可以只花一杯咖啡的时间，读一读《纽约客》上Richard Preston那篇著名的特别报道“The Ebola War”（确实写的很好），上面鞭辟入里、深入浅出地，讲述了几个医生在西非可歌可泣的抗击故事——当然了，里面的英雄人物，大部分都是美国人。

「微观叙事」会让我们关注那些最戏剧化、最跌宕起伏的情节和人物。举个例子，我们学古建筑的，田野调查时会发现，许多（或者说，绝大部分）早期木构建筑，都是在上世纪50、60年代的文物普查中被发现的。在行政力量的支持和资助下，大量古建筑被发现，并得到了科学的测绘和保护。如今的学界，对于那个年代的文物事业，整体评价是很正面的。

但是，一般人提起那个年代，想到的往往是那个「北京城墙被拆除、梁思成抱着城墙砖哭泣」的场景；再加上某些记者的反复渲染，不免让人觉得，那个年代是一个无数文物被肆意破坏、灰飞烟灭的年代。原因也很简单，一般人根本没兴趣关注那些深藏于山野之间、其貌不扬的老房子，他们感兴趣的，是梁思成这样传奇人物的英雄末路、穷途之哭。

不仅如此，沉迷于微观叙事，会给我们的思维「预设议程」，影响我们对整体情况的把握。例如我之前提到过的例子：当我们书写音乐史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去关注那些音乐人——也就是音乐的「创作者」。于是，当我们想起80、90年代，我们会关注那些璀璨的人物：崔健、窦唯、张楚，乃至校园民谣……拿来对比今天的创作者，自然会觉得今非昔比。——但是，如果从音乐的「聆听者」的角度，我们就会发现，从那时到现在，唱片音乐的聆听者从极少数，扩大到社会的大多数。九十年代，可能80%以上的人，是和我们所说的「音乐创作」完全绝缘的；他们只能以极其传统的方式收听音乐，甚至生活中根本没有音乐可言。那么，以这个角度来看，现代音乐的普及、音乐教育的发展，以及音乐工业的成熟，都绝对是最近三十年不能磨灭的成就。因此，如果我们只以「微观叙事」去认识历史和当下，那么很有可能反而会忽略最平凡的大多数。

我们愿意去阅读「微观叙事」，愿意去关注那些平凡的人物、那些微末的人性，这并不是我们的缺陷。这是我们最自然的共情心，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光辉所在。但我们也要明白，「微观叙事」，是一种诱惑，是一种思维的捷径。我们通过局部来认识身边的人，但也终究需要通过宏观的数据和统计，来认识这个世界。

像是最近的新闻，当我们看到那些可歌可泣的英雄，我们需要问一句：这有多大比例？看到那些悲惨遭遇，也需要想一想：究竟有多少？有人兢兢业业、甚至牺牲在前线，也有人碌碌无为、瞒报军情，究竟哪类多，哪类少？要知道，被新闻报道出来的个体，总是沧海一粟。我们需要去看统计、看数据，去实地调查，去拿着田野工作的方法来寻找真相，否则，只看关于个体的报道，读十篇、读一百篇一千篇，都不能说明问题。

一只蚂蚁，最能切肤体会到山石的温度和质地。但只有翱翔的雄鹰，才能看出整片山峦的起伏与走向。「微观叙事」的魅力，诱惑着我们缩小到蚂蚁的身段，只关注脚下方寸之间的温暖，却忽略了前方的千沟万壑——从这个角度上说，「微观叙事」甚至有时比「宏大叙事」更可怕。

我们要关注一个个体的悲欢与沉浮，因为我们是有血有肉的「人」；我们也要关注整个群体的兴衰和命运，因为我们是「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