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有前途没出路的公益从业者

七年前，2014年3月，我处于人生的低谷，游荡在法律的边缘。

我准备搞一次面向朋友们的小众筹，想看看小伙伴们对于我继续在公益领域开展相关工作，比如做一些行业研究、组织一些行业活动是个什么态度。

顺便说一下，在此之前，我已经在公益领域折腾了七年：从2006年业余参与青年发展工作、2007年发起开展青年社会实践项目、2008承接相关青年创业/企业家精神项目、2011年参与共青团的社会组织人才工作，2012年开始相关行业研究……到了2014年，我已经不太不清楚还应不应该在这个领域坚持下去了。

即使时至今日，我仍然不认为狭义的公益领域对于一个希望过上一个普通生活的年轻人而言，是一个靠谱的职业选择（不展开讨论，业内的朋友自然懂），更不用谈七年前的2014年了。七年的行业实践和研究观察，当时我的结论是：这个领域前途一片光明，但是找不到出路。也许应该找一些正经的事情做做了……

当时面临着三个选择：

1. 接受某朋友的邀请，参与他们的创业项目，寻找一些新的机会
2. 把行业研究和人才工作深入下去，当时常蹭政府和学界的会，模模糊糊感觉有些可能性
3. 彻底离开公益领域，回到传统行业里，做个压力不那么大的打工人

没有人能知道自己当下的选择，到底什么才是“对的”，自己对自己以及环境的评估总是与“期待”“情绪”“想像”等东西混在一起，看不分明。事实上，关系太近的亲友也多多少少会这样。中轻度关系、又对这个领域多多少少有些了解的朋友，可能更能客观的评估一个人适不适合在这个领域发展吧。

我决定找个由头，向朋友们做一次另类的调查，了解一下他们对于我继续在这个行业发展的想法和态度。我决定以成立一个小基金，用于“支持社会创新领域的教育、研究和思想交流”，以此为名义，向朋友们发起一轮小范围的众筹。

筹到多少钱不重要，我把每一个正向的反馈都视为一次信任票，我认为这代表着朋友们认为“你还是能在这个领域做出点事情的”——而如果正面反馈寥寥，基本上可以视为朋友们对自己和这个领域都不是太看好，如果这样，事情也许可以告一段落，可以不用再折腾，该去找点正经事做做了。

作为一个在业界混迹多年的人，我首先得确认众筹这件事情合不合法。

根据两年后颁布的“慈善法”的相关规定：

1. 第二十二条：“慈善组织开展公开募捐，应当取得公开募捐资格”,
2. 第二十三条：“慈善组织通过互联网开展公开募捐的，应当在国务院民政部门统一或者指定的慈善信息平台发布募捐信息，并可以同时在其网站发布募捐信息”
3. 第二十六条：“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或者个人基于慈善目的，可以与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合作，由该慈善组织开展公开募捐并管理募得款物。”

同时根据我听到的民政部和地方民政的同志的说法：

1. “慈善法”管理的是组织，个人因私的募款行为一般不属于慈善法的管理范围；
2. 公募指得是向不特定身份和数量的个人或者机构的筹款，如果是向有限的认识的人筹款，不属于公募的性质

这还是众筹发生两年后的规定，2014年，相关规定更不清晰。在简单征询了一下专业人士的建议后，总体判断，这事没有违法。OK，确认警察叔叔和民政的兄弟姐妹不会过来找麻烦，那么接下来要考虑的主要就是些技术性问题了：

1. 这次众筹的目标：总得有个理由和说法吧，信任和行为同时是基于人和事情的；
2. 要向哪些朋友们众筹：谁了解自己和这个领域，谁可能为此反馈
3. 按什么标准筹款：虽然目标不是为了钱，但钱是载体，得有个大家容易认可的标准。

众筹的契机是有的，当年的2月，团中央在上海开了个会，讨论部署共青团的“青年社会组织工作”，基于现场对专家学者和领导干部发言的认真学习，加上之前多年的行业经验，以及已经做了两三年的前期研究（关于公益人才培养、企业社会责任、社会组织工作等）。我模模糊糊的感觉：中国公益事业、公益组织和公益人才的发展，不只是社会端和个人化的问题，它与中国的国家治理以及背后的社会演化关系非常紧密。

到底是个什么关系，我不清楚：

1. 在分析层面，这个需要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底子，事实上后面发现还需要经济学的基础；
2. 同时，在实务层面，还需要了解组织管理和公共管理的一般知识，以及相应的国情社情和国家治理的基本情况；
3. 甚至，再往后你还会发现，客观的知识之外，你还会碰到怎么主观的理解和讨论相关的议题和情况，这会涉及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这是价值哲学和分析哲学讨论的问题；
4. 再往后，你还会发现，你自己本身就是一个不规则的认知主体，你研究的每一个对象都是，如何解决这种可能的指数级沟通和认识畸变，这需要一些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工具；
5. 最后，最后，最后，在知识之外，你得先掌握基本的现实情况和客观材料吧……

如果当时我知道搞这个事情这么复杂，估计我会睿智的洗洗睡了吧——遗憾的事，我无知啊，天真的我就准备这么赤膊上阵了。

我决定从调研基本的行业情况开始。只不过，不像之前的所谓研究，不但主要局限在行业从业者、个体和组织的微观视角、而且研究方法的结构化也不够——这一次，我准备从中观层面切入，转向公共管理和产业建设层面，更加结构化的研究。

主题么，就顺着前面的会的主题来吧，研究一下“地方共青团的社会组织工作”，至于后面怎么顺着外部环境的发展和合种合作，扩展到“群团改革”、“基层团建”、“社会创新高级人才培养（社工委）”、“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民政）”、“社会组织培育扶持（民政）”、“在华国际NGO的治理（外事、公安）”——那是后话，按下不表。

因为当时并没有特别想清楚后面要做什么，也就没给个特别清楚的主题，只是给一个大概的方法——为了“支持社会创新领域的教育、研究和思想交流”，vim同志准备弄个小基金，希望大家支持。

明确的说，我不知道，就自己当时那个水平，指着这讨生活肯定是不现实的，所以，只能业余做做，就大概参照一般政府学校的预算，算算硬成本吧。

2012年帮上海团市委筹备青年公益学院时，我负责其中的行业研究工作，当时不算其它待遇，给了大概两万块钱；其它市里委托的研究课题，一般也就是5万的标准——当然，现在看来，无论两万还是五万，都远远不够用。但至少是个参考物，那就先按2万的目标筹吧。

两个原则：1.向熟人筹；2.向你希望联系的人筹

首先，当然是向朋友，向认识你的人，向多多少少了解这个圈子里的人，他们最有可能对你的想法做出相对合理的判断：人靠不靠谱，事靠不靠谱；以及，和自己有没有关系，值不值得回应或者支持。

其次，只要你做的是社会性的事情，都是需要与人交流合作的，那么，事前联系这些未来需要联系、沟通、合作的人，也是一种合理的选择。

同时，考虑“邓巴数”的因素，也不需要打扰太多人，100-150个左右差不多了。如果平均每个人能捐到135-200元，就算是一次成功的众筹和信任投票了。

2014年3月中，我向以社会组织负责人、党政干部、专家学者、私人朋友等方向上111人定向发出了劝募消息（后来又机动增加了17人，合并128人），提出了我的想法，建议捐赠50-499元。然后，就是初恋般心跳的等待。

结果是：共有57人做了59次捐赠，其中企业背景的21人，NGO11人，党政干部10人，专家学者9人，etc；合计捐赠金额26433.27元，实际人均472.02元（按劝募总人数算人均206.51元）。

其间，还发生了好些可歌可泣的故事：

• 感谢首位捐赠者，复旦搞学生工作的耿同学
• 感谢提出把家里的退税捐出来，发现不好操作另外捐款的闫同学
• 感谢把和女朋友看话剧的钱捐出来的顾同学
• 感谢生病了还特别跑到ATM机上转帐的杨同学
• 感谢第一个超标准捐款的费同学
• 感谢同为NGO却捐了1000.19大元的胡同学
• 感谢从做青年组织开始就一起折腾，而且强行捐了2000元的赵同学
• 感谢从澳大利亚费了很大神才完成转帐的杨同学
• 感谢在英国留学，委托父亲转帐的彭同学
• 感谢还在新疆挂职，转帐不便，请夫人代为转帐的唐同学
• 感谢当时自己也迷惘着，不久之后就从机构辞职，家里快生娃的吕同学
• 感谢只聊过两次，而且合作未果，同样做公益人才工作的叶同学
• 感谢从入行就一直扮演mentor角色，当时MBO创业阶段天天开会到暴的华同学
• 感谢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还是一口港普的爱国中年黄同学
• 感谢当时还在坐移民监，被我忽悠着一起搞智库未果的张同学
• 感谢被扫楼抓到后，被我叨逼叨逼叨逼叨逼嘴到掏钱包的李同学、吴同学、董同学、钱同学、张同学、王同学、霍同学
• 感谢我们之前项目的志愿者：刘同学、方同学、高同学、吕同学、邵同学、陈同学

嗯，达到预期目标了，信任投票也算是通过了，选择困难症也不用治了，没什么好说的，继续干吧。

这次众筹，如果仅仅视为一次社交游戏，或者为一个小目标做的一次小筹款，应该说，还是比较成功和让人身心愉悦的。

但是，爽了几天后，严肃的问题来了，后面怎么兑现承诺的事情，以及让朋友们觉得没看走眼、或者没让钱打水漂……

焦虑啊焦虑，欠考虑啊欠考虑，在问自己，这是不是把自己逼上梁山了？

然后再想，这么想有点没良心，人家都给你用钱投信任票了，你的选择障碍症也没了，你自己也不是没有想法，那就按承诺的干呗。中国这种人情社会，你不把这人情债还到位了，以后也别在圈子里混了。

于是，进一步给自己施压，给一部分捐款的朋友吹牛逼：不算财务回报的话，这可能是你这辈子最值的一笔投资了，以后你可以向亲朋好友和孩子吹一辈子的事——“你看那谁谁谁，现在牛X吧，当年刚起步时，我是最早的sponser，瞧我这眼光~”

好吧，话太多有时候是一种亢奋的表现，有时候是一种心虚的表现，我当时话太多，估计同时亢奋和心虚着吧……

于是，有了后面的七年，从2014到2021……

• 2014，发起了《地市共青团的社会组织工作研究》
• 2015，为社工委做《社会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社会建设人才培养研究》
• 2015，为共青团做《地方共青团的创新与转型研究》
• 2015-2016，和DNLC、壹基金、老牛基金会一起，为民政做《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系创新研究》
• 2016-2017，为民政做《社会组织服务支持体系创新研究》
• 2018，为某地政府做《城乡社区治理及服务体系创新与基层枢纽型社会组织建设研究》
• 2018，自发做了《在华国际社会组织的有效治理研究》
• 2019，为共青团和地方政府做了《上海市高端人才工作的结构性短板及对策建议研究》
• 2020，借某项目筹备的契机，做了《区域性公益产业生态中的枢纽型平台发展》

• 2015，和闫同学、费同学、陆同学等人，一起在上海弄了个“一号社会创新社群”，组织线上线下活动无数
• 2015-2016，以前面说的基金和一号的名义，编了一本《上海社会创新观察（2015-2016）》
• 2018，和共青团和妇联分别组织《公益组织创新创业》专题培训
• 2019，开始组织以公益经理人为主的CPO圆桌会
• 2019，开始带年轻人一起探索一些能支持行业发展、又能获得市场支持的业务形态
• 2019-2020，大量的对之前的研究和实践进行输出，然后就有了#公众号：业擎社创

此外，2020年还开了一个个人的#公众号：vim，把一些不属于社会创新和公益行业发展相关的内容放在里面，包括了一些在前面工作过程中，捎带着做的认识论·方法论的研究成果，一些相关资源和资料的分享，以及一些还不成熟的碎片化的原创的“小思想”和搜集的“小杂烩”，可能有些用也可能没啥用，主要用于保持某种研究和输出的节奏。

该怎么说呢？这七年，不算轻松，但应该还算精彩。

但主要的问题有二：

1. 感觉进入了某种舒适区，人有了些恃才傲物的臭毛病： 从2017年四季度开始，再参加公益领域的相关行业活动、政府会议、或者学术论坛，基本上听不到新的东西了，感觉大家都在即有的思维和经验里绕不出去。一种扫地僧的自我感觉，渐渐形成了一种心理优越感，这相当不好，值得自我警醒——同时，我又不是混学术圈和政策圈的，主业变成研究，感觉好像有些走偏了；
2. 感觉公益和社会治理总体上处于纠结状态，随波逐流是没有前途的 这导致两个问题，一是对这种情况看不下去，总想说些什么，帮着大家把思路理顺；二是觉得如果业界和政府一直这么陷在坑里，自己的未来也没啥前景。毕竟，在这一行做了这么久，有了路径依赖，也有大量的积累，未来理性的选择还是在这个领域发展，还是希望行业和政策的基本盘能好的，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2019年下半年就开始筹备的转型，希望能从行业上游着手，做一些对行业、对客户、对自己都有价值的工作，主要考虑从枢纽型机构的战略支持和人才工作角度入手，提供相关服务——传统上这被称为“能力建设”，但我们会更考虑的是结合赋能和赋权的因素，从“公益产业生态建设”、“青年精英社会研学实践”方向，提供一些面向资方、政府的高端服务。

工作刚刚开局，2020年了，后面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还好还好，我们是轻资产的运营模式，虽然线下的业务没法做，那就为了薄发再厚积一下吧。底子在这里，保持好心态更重要。

2020年就这么过去了，2021年到了，人生的又一个七年过去了。

纪录片《人生七年》的导演迈克尔·艾普特在2021年1月7日去世了，去年的《63UP》果然就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部了，63岁的孩子们在回顾自己的一生，不断的穿插着他们7岁、14岁、21岁、28岁、35岁、42岁、49岁、56岁的纪录片片段，人们都在与自己与生活合解……

有时候，我也想记录一下自己的“人生七年”，谁说一个凡人的故事不值得记录呢？虽然我们还年轻，还远没到回首一生的程度，但是，适当的看看自己的起点和座标，总是有意义的。

2021年的年假这一周就彻底结束了，被新冠耽误的事情，需要全力做起来了。

回顾2014年的那段场景，希望能够找到初心和座标的。

2021，继续努力。

2014年支持过我的朋友们，向你们问好，希望没有让你们失望，也希望当年吹过的牛逼，以后真的能够兑现，我努力，握手。

联系方式

邮件：vim@vim.org.cn　网站：www.vim.org.cn　留言：联系vim同志